8月30日，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谢朝平的作品《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移民是作品主角。出版后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全部没收，当地新闻部门和警方曾多次找出版方交涉。(新京报)

伊春警察扣留记者，局长自称“粗人”，此事就算这么粗粗地过去了，如今渭南警方乔装成便衣以人口普查为名跨省抓作家，也是这么粗粗地来粗粗地去，你看动作，“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何等勇猛利索，像抓负隅顽抗地黑社会头目似的。对于一个写纪实文学的55岁作家，真没必要这等粗俗与勇猛，更没必要乔装打扮成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你只可到门口，大喊一声，谢朝平给我滚回来，自个儿戴上手拷。他谢朝平没有天大的胆，必定哆哆嗦嗦照办；有天大胆的人不必花三年时间辛辛苦苦地写一本纪实的书，三个月就足够了，七拼八凑生拉硬套，何其简单。就是因为他胆小，要追求事实，尽可能不与法律低触，尽可能促进社会发展，可胆子再小，处理再小心，还是逃不过咱们渭南警方一冲一擒一戴的粗粗几个动作，最后失去了人生自由。

“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错在出版单位，按道理负责任的是出版单位，采取法律措施也应该从出版单位下手。可谁都知道，书是谢朝平写的，是谢朝平写了当地的什么东西，因此，最解恨方式的还是对谢朝平动手。这就是咱们国家目前的执法方式，法的天平不是立在社会的公平上，而是藏在执法者与利益攸关者的手上，这样，公器私用就成了常态。

一个社会的公平与否，人民对政府的满意与否，执法队伍本身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执法机构成为政府利益或部分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的执行者，公民对执法机构也就失去仰仗，那这样的执法机构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基础的执法机构靠的就不是法律的权威，而是黑社会性质的野蛮了。就像粗人局长，他做了粗事，亵渎了法律，可他局长照当。执法者不因言因行获罪或受处罚，而普通公民却要谨慎言行，甚至不敢言行，这还能称为公平的社会吗？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应由社会的绝大数人来认可，而不是报纸的一篇歌颂报道，或电视台的一个自慰节目。在我国，反映民生疾苦的新闻报道已如凤毛麟角，电视与报纸沉醉在屏蔽真实歌颂功德的幻境中。这一切，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目前写文弄字的人来讲，从事批评已经有太多的风险，而这风险恰恰不是作者本身的生活生存的风险，却是受批评者的强势反击所产生的风险。如此下去，谁还敢言，谁还敢说？不敢言，不敢说，则已经脱离社会主义的初衷。是谁在破坏社会主义呢，我就不必再说了。文/周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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