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江河：非马老师您好！在《澳洲彩虹鹦》网为您举行作品研讨会之际，想对您进行一次采访。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非马：谢谢你的访问。

       我1936年在台湾出生，在广东汕头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本来在台湾做生意，抗日期间转到越南，战争结束后又回台湾。1948年我到台湾投靠父兄，在台中念小学及初中，然后进入台北工专，读机械工程。1961年到美国留学，先后在马开大学及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然后一直在芝加哥的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能源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退休。这是我在职业方面的情况。当然许多人都知道，我的生活重心是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上面。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出版了14本诗集（其中一本是英文），三本合集，一本散文集，六本译著，并主编了五本台湾及中国现代诗选。这就引起了一位教授几年前在海南师范学院与海南省作家协支等机构联合举办的“非马現代诗研讨会”上，把搞科技的马为义（我的本名）同写诗的非马在天平上称了称，然后宣称：“非马重多了！”近年来我除写诗外，还从事绘画与雕塑的创作。最近我的一些画作曾在北京通州区宋庄美术馆奥运画展以及新落成的上上国际美术馆开馆国际画展上展出。

       月色江河：您作为一名核工业的科学家，请问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是什么原因使您走向诗歌创作之路的？您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在什么杂志或报纸上？题目叫什么？
       非马：1954年在工专念书的时候，因为课程太过枯燥，与同学创办了一个油印的文艺刊物。由于稿源不足，自编自印之余，常常不得不自写。

       其实写诗的种子早在广东乡下念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当时老师把我的一篇作文分成诗行，作为范文贴出，引起了我的伯父的注意与夸奖。第一首真正发表的诗，是1956年3月5日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題目叫《山边》，用达因的笔名。

       月色江河：我在您个人网站《非马的艺术世界》系统地看了您的诗歌作品。其中，我最喜欢是《醉汉》和《鸟笼》。请问您最喜欢自己哪几首诗？并具体谈谈。
       非马：下面是一些我每次再读，仍能让自己感动甚至震撼的诗：醉汉，鸟笼，电视，路，黄河，夜笛，共伞，今夜凶险的海面，猎小海豹图，重逢，罗湖车站，狮，龙，脚与沙，秋树，秋窗，恶补之后，山，黄河(两首)，命运交响曲，领带，国殇日，功夫茶，非洲小孩，越战纪念碑，芝加哥小夜曲，太空轮回，一千零一夜，长城谣，中秋夜，钟表店，珍珠港，圣诞红，蝉曲，流动的花朵，夜游密西根湖，雨天入水都，未完成的雕像，皮萨斜塔，生与死之歌，蚱蜢世界，同一个前红卫兵在旧金山看海，初潮，明星世界，吻，南京夫子庙，无性繁殖恋歌，仲夏日之梦，非进化论，呼气，夜间动物园，长恨歌，虞姬舞剑，小海湾，端午沱江泛舟，玉坠项链，邻居的盆花，海狮穴，濒临灭绝的物种等。当然,这是我的敝帚自珍。作为一个诗人，能有一两首诗得到读者的喜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

       月色江河：您的诗歌以短小、简洁、明快见长。如《醉汉》这首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读过，并且会背诵。请问这首诗您是在什么状态创作出来的？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非马：关于这首诗，我在答复另一个访问时曾说过下面这些话：“写诗是为了寻根，生活的根，感情的根，家庭与民族的根，宇宙的根，生命的根。写成《醉汉》后，仿佛有一条粗壮却温柔的根，远远地向我伸了过来。握著它，我舒畅地哭了。”

       月色江河：长期接受或接触西方文化，中国诗歌注重哲学，西方诗歌讲究宗教。这是由它们的文化决定的。您远离祖国，生活在美国，每天接触的都是西方文化，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您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氛围里，用双语创作诗歌有什么感觉？美国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影响？通过阅读《非马的艺术世界》，我觉得您的诗歌作品中始终流淌着一种中华文化的品质。请问您是如何保持这种东方文化精神的？
       非马：西方文化里有许多好东西是东方文化里所没有或缺乏的。我相信所有的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如果西方的文化(或诗歌)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干吗不去学习？反过来说，如果传统里有好的东西，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好好保存并发扬光大。

       到目前为止我共翻译了一千多首西方的现代诗，其中有英美，俄国，瑞典，希腊，德国，法国，土耳其及拉丁美洲等地的诗人作品，都给了我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诗人当中，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桑德堡(Carl Sandburg)、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s)、康明思(e.e. cummings)、意象派诗人如阿丁顿(Richard Aldington) 、克雷普西(Adelaide Crapsey)、克兰(Stephen Crane)及克里利(Robert Creeley)等、以及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诗人如佛灵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与柯守(Gregory Corso)等，都是我喜爱的诗人。其中以威廉士给我的影响较大。桑德堡对社会的关怀以及对平民老百姓的热爱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月色江河：在科学研究上您采用的是逻辑思维，在文学创作上您采用的是形象思维。请问这两种思维对写作或研究有什么帮助或影响？
       非马：许多评者都认为科技训练使我的诗较简练也较客观冷静，避免激情与滥情。因为写诗的缘故，我在科技工作上对问题的考虑也比较周全，不至于钻牛角尖。科技与诗都为我提供了歇脚的驿站，每当我在一个领域里碰到困难或感到失望疲困的时候，我便到另一个领域里去歇歇脚喘喘气，休养整补一番，再重新出发。更重要的是，因为觉得有后路可退，内心的压力不会太大，做起事来反而会较轻松有效率，不至于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种恬淡的心态对搞艺术创作或写作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月色江河：我曾在一篇访谈美国诗人梅丹理文章中看到，美国有个诗歌团体，叫美国诗人学院（协会），如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称代表美国的主流诗歌，每年评选出优秀诗人，并颁发诗歌奖。您生活在美国，曾担任过美国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会长。请您介绍一下当今美国的诗歌状况？有哪些重要诗人？并结合他们的作品具体谈谈？
       非马：我比较喜欢美国这个国家，是因为它的社会较多元，也较宽容（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严肃的、通俗的、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并存不悖，各有各的观众、听众或读者，而且时时在变动，很难说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非主流。一般讲起来，学院里的诗人比较敢于做试验性的探索，而民间的诗人，至少我接触到的美国中西部的诗人们，则比较保守，有的还在写十四行诗，讲究音节甚至押韵。每个人对前辈诗人也都各有所偏爱各有所承传。很少有专业诗人。在美国诗坛，因为缺少读者及市场，后现代诗早已退潮。我接触到的美国诗人，至少在中西部，几乎没有人在写什么后现代诗。

       月色江河：在大陆，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大众基本上不阅读诗歌，报纸副刊也基本上不登刊诗歌，诗歌基本上成了圈子内或从事研究诗歌机构的事。请问，诗歌在美国民众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非马：美国的诗歌很少大起大落。社会上总有那么一批人在那里读诗写诗。最近几年诗歌朗诵的风气比较盛，而各种诗歌团体也经常举办诗歌比赛及工作坊，大小诗刊多得不可胜数，但此起彼落。网络上的诗歌网站更如雨后春笋。有些人把写诗当成一种自我治疗，但更多的人写诗是为了调剂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与对生命的认知。《芝加哥论坛报》不久前有一篇报道，说有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士在业余写诗。不少大公司的高级主管说写诗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压力，也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活泼敏锐，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当的助益。

       月色江河：听了您的介绍，现在我对美国的诗歌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请问您在美国参加诗歌活动吗？如果参加，请问这些活动是如何举办的？能否具体谈谈？
       非马：我目前参加的诗歌活动，主要有伊利诺州诗人协会（每两月聚会一次）及芝加哥诗人俱乐部（每月一次）。前者是「国家州际诗人协会联盟」属下的组识。协会联盟成立于1959年，現有40多个州际分会组织。每年出版通讯四期，报道各州诗会活动及各种诗赛消息。协支联盟每年举办多种詩赛，包括中学生诗赛及大生生奖学金诗赛。州协会则自己举办各种活动如到老人院与医院等地朗诵，在各地图书馆展出或朗诵等。我曾担任了两年的会长。芝加哥诗人俱乐部历史比较悠久，成立六十多年了，也比较“贵族化”，成员多是些德高望重的美国诗人，人数有限制，入会的资格也较严，需经委员会审核並经全体会员投票通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会员的作品及交换诗坛的讯息。另外我还参加本地的诗歌工作坊，它的成员较杂，但也较亲密。每次聚会总在10至20人之间。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学校的英文教师，有记者或编辑，业余作家或家庭主妇等等。每月聚会一次。

       总结参加这些美国诗人活动的经验，我发现美国诗人们大多脚踏实地，肯虚心学习。他们写诗是真的喜欢诗，很少有借诗之名搞活动出个人风头的。这样便使得组织单纯，不会因钩心斗角而闹得不欢而散。所有的集会与活动都以诗为为主，不涉及其它。

       月色江河：请问您对大陆诗歌的现状满意吗？如果不满意，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非马：我不是容易悲观的人， 但大陆的诗歌现状有时仍不免使我忧心。由于转型社会对新诗的冷漠与误解， 使得部分诗人沮丧彷徨。有的沉不住气而停笔改行，更有的借先锋之名，以粗鄙无聊甚至猥亵的非诗语言标奇立异，企图引人注目。结果是使得本来已够狼狈的当代诗歌，更受到大众的嘲笑与鄙弃。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该如何建立起对诗歌以及对自己的信心呢？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人在那里大叫：“上帝死了！”“文学死了！”“诗歌死了！”，

       但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广义的）、文学和诗歌并没有死。死的是那些失去了信心的人。在经济压倒一切、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物化世界里，人们正需要清风甘露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来滋润激荡心灵，引发生活情趣，调剂并丰富生活。只是由于社会的多元化，诗歌也许不会像以往那样拥有众多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写诗，或成为我们不继续写诗的理由。我们该做的，是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与对人文理性的信念，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尽我们的一分力量，努力创作。而不是投机取巧、迎合讨好、随波逐流或玩弄时髦的新花样，制造一大堆浮光掠影、随看随丢的文学垃圾。多年前我曾说过：“对一首诗，我们首先要问，它的历史地位如何？它替人类文化传统增添了什么？其次，它想表达的是健康积极的感情呢？或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对象是大多数人呢？或是少数的几个‘贵族’？”我相信这些话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我也不相信汉语新诗正走向衰退的说法，因为它根本还没真正发展起来，也远远没有发挥它的潜能，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高度。文学艺术不象科学，新的不一定比旧的进步，或比旧的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谁也推翻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也没这必要。文学艺术里没有一言堂，有人喜欢艾略特，有人喜欢莎士比亚，或者今天你喜欢艾略特，明天可能会喜欢上莎士比亚，这中间并没有矛盾或冲突，更没有对错的问题。我们该做的，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尽我们的一分力量，努力创作，在人类积累的文化上增添一点新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