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学术界，李学勤先生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于一身，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李学勤文集》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学勤先生己出版了各种著作30多部，学术论文近500篇，有的已被译成英、日、韩文出版，多部获奖。面对这么一位学术大师，许多人对李学勤先生的读书治学经历非常感兴趣，希望了解他的治学经历，学到他的一些治学方法。笔者带着大家的愿望，在搜集了李先生早期读书治学经历的部分材料之后，又带着相关问题，在清华大学荷清苑拜访了李先生，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读书成为他小时候最大的爱好

      李学勤先生从小酷爱读书，七八岁起就迷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画报》，每期必买，到上中学时，家里己攒卜一大操，堆在地上大概有一米来高。他说:“我对自然科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从那上面来的，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在上世纪40年代，像李先生这样家境不太好的学生，买新出版的书是相当奢侈的。他记得有一次购买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丛书》中李书华先生的《科学概论》，可以说是一次豪举。平时能够买来看的，大多数是旧书。那时李先生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离金鱼胡同的东安市场不远。市场里书店集中在西部“丹桂商场”部分，有古书店，洋书店(中原书店也有许多书摊，价钱比较贵。“丹桂商场”东侧有一条狭窄的胡同，书摊密密麻麻，书价要便宜不少。另外市场东部，靠近杂耍场和润明楼饭庄的二、三道街，也有零星书摊。李先生从小学时便经常去买旧书，看完又卖掉换没读过的。书店、书摊的主人都认识他，称他为“李学生”。他最喜欢的《科学画报》所缺的几期都是书摊上的朋友帮他留意补齐的，其中最难得的一本创刊号，就是东安市场书摊上的刘殉先生无偿送给他的。
      李学勤先生有时候也去距离他家较远的古旧书业中心—隆福寺街和琉璃厂。那时，北京交通不便，自己又没有钱，由东城步行去趟琉璃厂是很辛苦的。他每次去，一定下决心从西琉璃厂的商务〔叫名馆开始，逐处参观，穿过东琉璃厂，到杨梅竹斜街的中华书局为止。他看书不为学科所囿，尤其不拘泥于文科或者理科，上中学时，莱国哲学家巴克莱、罗素，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著作都成了他掌中所捧的必读书籍。
李学勤先生不仅读书广泛，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爱好符号，越是看不懂他就越喜欢看，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这个奇怪的爱好，让他独具发现之眼，伴随着他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与辉煌。


从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到清华大学

康香阁:许多人对您的治学经历感兴趣，说到您的治学经历自然就要说到您和清华大学，请谈谈您的治学经历以及和清华的关系。
李学勤:我学习的经历很特殊，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常常讲，我的经历不足为训，不管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是经验还是教训，别人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要知道，我虽然在北京念书，但我原籍不是北京，我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从小时候起，父母就希望我当医生。那时候有一个信仰认为最高级的医生是脑外科。因为当时协和医学院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夫叫关颂韬，非常有名。他是世界上第七个能开颅的医生。在当时，能把颅骨打开做手术是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大夫中是最好的了。我家里人很希望我也做像关颂韬这样的人，可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的手指不太灵活，做外科医生手指一定要灵活才行口可我在念中学时，是非常喜欢理科的，理科成绩还算可以。
后来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学科，是因为我读到了金岳霖先生写的《逻辑》，当时中国人学的大学逻辑课本就是金先生的《逻辑》。系统介绍数理逻辑这个学科的，在中国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人。书中有一章叫做“介绍一逻辑系统”，就是介绍数理逻辑。打开一看，全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对数理逻辑着迷了，我想学这个。那时我岁数小，不太懂，就打听“金先生在哪儿?”有位老师告诉我:“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于是，我就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考中了，时间是1951年，那年开学比较晚，大约是10月份。
现在可以讲，当我考进清华大学后才知道，那时候，整个风气是学苏联，当时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是被混在一起的，分析哲学是和西方的罗素、怀特海和维特根斯坦N合在一起，所以，我考进去之后，不能学这个，也不好说学这个了。当然，今大不一样，今天的数理逻辑是文理科之间的一门学科，它是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计算机要利用数理逻辑原理来设计。那时哲学系的儿位先生都调走了，比如著名数学家胡世华先生，当时调到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还有唐稚松先生，前些日子还看到他他是中科院院士，后来是搞软件的，他研制了一个XYZ系统，其理论与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康香阁:您虽然没有学成数理逻辑这个学科，但多年来，您一直关注着这个学科的发展，并尽力为这个学科做些工作。
李学勤:是的，我很关心这个学科的发展。金先生的一位学生王浩先生到美国后，和歌德尔在一起，歌德尔是一位著名数学家，几年之后，王浩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王浩的贡献很大(比如:1959年，王浩利用他首创的“王氏算法”只用9分钟的时间，就在计算机上证明了罗素和怀特海《数学原理》一书中的一阶逻辑
部分的全部定理350多条，引起数学界的轰动，被国际公认为机器证明的开拓者之一)。前些日子，中科院吴文俊院士、清华何兆武先生和我共同推荐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王浩文集》，准备出九卷，这套书已经在印了，其中三分之二是英文，印刷比较困难。我虽然没有学好这个，总算还为这个学科做了点儿事。

从清华大学到中科院考古所
     
康香阁:1951年，您考上了令千万萃萃学子崇拜向往的清华大学，可您入学时间才一年，怎么又舍得放弃，而到中科院考古所了呢?
李学勤:事情是这样的，从1950年起，我开始对甲骨文很感兴趣，并自学甲骨文。在我看来甲骨文就同逻辑符号一样，神秘难懂，令我着迷，我特别喜欢。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数理逻辑?又喜欢甲骨文?”其实，我说，我当时是个小孩，因为看不懂，越看不懂就越喜欢看。数理逻辑就是这样，打开全是符号，儿乎不给中文字，甲骨文也是这样。当时，我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人常说学甲骨文都有师承，我没有，是自个学的。
康香阁:这和去中科院考古所有联系吗?
李学勤:到中科院考古所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时候《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出版了。殷墟发掘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有15次发掘。15次发掘的甲骨，只有第一次出土的甲骨在《安阳发掘报告》发表了，叫做《新获卜辞写本》，以后就没再发表。当时做这个工作的是董作宾先生，后来胡厚宣先生参加这个工作，胡先生后来走了，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整天打仗，也没法印。真正出版是在1948年到1949年，先出版了甲编，后出版乙编的上辑和中辑，下辑还没有印。解放后这些书就由中国科学院内部卖。当时我听说了这个事，经过人介绍，就买了一部C乙编》的上辑和中辑。当时是人民币50万元，现在说是50元，那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我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买起来非常困难，家里还是支持我买了一部。买了之后，我就自己看。
那时，学术界正在辩论“文武丁卜辞”问题。起因是董作宾先生写的《殷虚文字乙编序》，其中有一节说是揭穿了文武丁卜辞之谜。在这篇序里他就讲，在YH 127坑的甲骨文里头发现有文武丁卜辞，并且由之创立了把殷墟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殷虚文字乙编》出版，大家看到这本书和这个序，研究之后，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当时有些位学者反对这个观点，在国内就是陈梦家先生，在国外就是日本的贝爆茂树和他的助手伊藤道治。
陈梦家先生写的文章叫《甲骨断代学》，1951年开始陆续发表在《燕京学报H上，那时我看到了。那么，贝爆茂树和他的助手伊藤道治两个人合写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之卜辞为中心》，是到1953年，发表在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陈梦家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知道我在研究甲骨文，可是我没上过他的课，他是中文系的。当时，我看到《殷虚文字乙编》，就要做书中甲骨文的整理工作，因为很容易看到书中有很多东西没有拼缀，可是我的拼缀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研究文武丁卜辞。很多人知道这个事，因为当时的学生少，谁做什么事，互相都知道口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拼缀这个《甲乙编》中的甲骨文，是上海博物馆的郭若愚先生，他很快就做出成果，编成一本书，并把这个书稿送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就把书稿交给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当时的所长是郑振铎先生，当时不是院系调整嘛，陈梦家先生已经调到考古所，做甲骨文研究，又搞青铜器研究。陈梦家先生对这个书稿提了意见，说工作做得很好，但还不够完各，北京还有两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是北京图书馆曾毅公先生(他曾是明义士的助手，著有《甲胃缀合编》，陈梦家先生作的序)，小的就是我。于是，我便去到考古所，时间是
1952年的夏天，没有随清华哲学系并到北大。那时考古所不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而是在北边，今天的三联书店那边。在那儿，曾毅公先生和我在一起，编著《殷虚文字缀合》。这个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底结束。
      康香阁:说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事，使我想起了去年5月份，北大哲学系在搞90年系庆期间，请您去作报告，在演讲前，您先声明了一下，您说:“我不是北大的校友”，当时我就在台下听讲，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
      李学勤:我1951年考入消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院系调v，调整后清华就没有了文科，而且也没有了理科，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文科理科都调走了，哲学系的人员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而且不但清华的哲学系到北大，全国的哲学系都合到北大，当时全国就保留一个哲学系，就是北大哲学系，请金岳霖先生做系主任。按道理说，我应该一块儿过去，
以至很多人认为我是北大的‘我常讲一个故事，“文革”开始时候有红卫兵找我调查北大的情况，我说我根本没有到过北大，我不是北大的，他们认为我不老实，几乎挨打，这是在“文革”中碰到最为危险的一件事。也不知是什么人，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北大的，可实际我不是北大的。因为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时，我已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了，当时我有一个箱子被同学搬到北大去了，但我没有在那儿注过册，也没上过课，情况就是这样。
     

从考古所到历史所

康香阁:您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先秦这一段，比如甲骨文、青铜器、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按道理说，您从考古所到研究先秦的历史一所去比较合适，怎么又到了研究中古的历史二所呢?
李学勤:当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侯外庐先生。侯外庐先生从西北大学校长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历史所的情况你不太了解，1953年，决定成立三个历史所。原来有一个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是在1950年和考古研究所一块成立，可是没有古代史研究所。当时的想法就是成立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古的，加上已成立的近代史研究所，叫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当时的经费都是分开的，图书上的收藏章都不一样。一所所长由郭老兼任，尹达先生任副所长，主持工作。二所是陈寅格先生他没来，改由陈垣先生当所长，侯外庐先生任副所长。侯外庐先生当时己经是西北大学校长了，他和马寅初一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著名校长，西北大学本是西北联合大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认识侯先生，侯先生说:“你到历史二所来。”我跟考古所说，考古所领导说:“你先到历史所，以后再把你要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考古所成立比较早，《殷虚文字缀合》编成之后，我的工作落实不下来，有点困难，正好历史所成立，就让我先到二所，以后再把我要过来。所以，在1953年底我到历史所报到，历史所当时是筹备，就在千面胡同宿舍那个院，我到那儿报到。负责筹备处的是吴宜俊主任，一位新四军干部，安徽人。他们对我说;我们这儿还没有开展工作，你回家休息一下，等通知吧。到1954年春天，我接到吴主任的一封信，叫我报到，正式上班，这是儿月份记不清楚了。报到后，我在资料室工作过，又
到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还没有研究室。到了那年夏天，分配来大学生，才有研究室，那时只叫小组。再后来，有好多人都陆续过来了……
笔者与李学勤先生的交谈不知不觉已到了11点多钟，下午李先生还有一个重要活动，笔者抓紧时间又请李先生谈了谈他近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也是读者非常关心的事情。李先生说，他近一时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有关系的方面，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等，先做好西周青铜器的分期工作，然后上推到甲骨文等。李先生进一步说:“多年来我认为，不管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文字，所有资料的一个基本钥匙是礼制，比如说甲骨文，是占卜，占卜就属于礼制，是当时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内容，笔者将在适当的时机，另文撰述。

结语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不妨简单地勾勒一下李学勤先生早期特殊的读书治学经历:从小博览群书，对看不懂的符号有特殊的爱好;上中学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逻辑》，随着迷于数理逻辑，高中毕业，18岁的他考入了金岳霖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希望学习数理逻辑，考进去之后，由于自学甲骨文颇有成绩，受到专家赏识，19岁即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直至1953年底，由于认识侯外庐先生的关系，他不是被安排到历史一所作甲骨文研究，而是被安排到历史二所，做侯先生的助手，跟侯先生搞思想史研究。尽管这样，李先生还是利用工作之余写了许多有关先秦的东西，比如说，1954年，他才21岁就写出了第一本专著《殷代地理简论》，以后不断补充些材料，到1959年出版。
李先生早期特殊的读书治学经历，就如同逻辑符号、数学、甲骨文一样，神秘难懂，令人着迷，越看不懂越有趣，越看不懂越有吸引力。(邯郸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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