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装"是中华民族服饰的简称，是我国的国服。中装一般指汉服、唐装和中山装。  新中装是指以宋锦为面料的中式服装，并作为APEC领导人服装，亮相2014年中国APEC峰会，掀起了“新中装”的热潮。新中装是一系列展示中国人新形象的中式服装，其根为“中”，其魂为“礼”，其形为“新”，合此三者，谓之“新中装”。此次APEC领导人服装采用“海水江崖纹”的设计，赋予了APEC21个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护的寓意。          

       “中”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和文明。款式上，融合中国历代经典款式。据介绍，男领导人服装“立领、对开襟”的款式，就是一次创新。“立领对襟是中国自明清以来就有的服装式样，开襟更早，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开襟的服装式样，这次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在同一件衣服上把它展现出来。”设计师、男领导人服装主创之一楚艳说。

       “新”代表的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从设计理念上，追求将中国传统的风格用现代语言和创新科技表达，这种创新体现在很多细节上。”设计师赵卉洲说，比如盘扣，此次采用了现代极简的手法去做盘扣，而不是传统古典的手法。

       “礼”代表的是中国礼仪文化。这一系列服装在款式上，既严谨、庄重，又包容、大气；在纹样上，既寓意吉祥，又华而不炫、贵而不显；在色彩上，既喜庆、热烈，又纯正、时尚。整体上气势恢宏，仪式感强，表达了中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道。

       面料方面，中国三大锦之一的宋锦是领导人服装的主要面料。

       这次会议为与会领导人及配偶提供了多种款式和颜色供自由选择。其中，男领导人一款四式五种颜色，女领导人一款两色，女配偶外套及内搭各四款四色。此外，考虑到北京的天气情况，还统一制作了男款围巾、女款披肩，在室外活动时备用。

       另外，所有服装都采用了中式风格的外包装。如服装防尘外包装采用丝绵混纺面料、刺绣2014年APEC会议标识、饰手工一字襻盘扣；配饰外包装采用祥云图案的中国宣纸。

       APEC会议上首次亮相的“特色中式服装”，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些网店的掌柜迅速“嗅到”商机，纷纷推出同款服装(如图)。2014年11月16日，服装面料供应商表示只提供私人定制，其他商家无权使用同款面料，网上热销的同款服装均为仿制。

由于工艺复杂，产量较低，宋锦多为书画装潢使用，一般不作为衣料。但与蜀锦、云锦相比，宋锦质地坚柔，平服挺括，图纹丰富而流畅生动，色彩艳而不火，繁而不乱，富有明丽古雅的韵味。2009年，宋锦被列入世界非物质遗产，逐渐走向全球。但是，领导人把宋锦这一“非遗”穿在身上，而且是在APEC这样的舞台上盛装亮相，是宋锦的第一次，也是中国给APEC和世界带来的一份惊喜。

作为“新中装之父”，张中祥还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中华服装的发展史：

历史上，汉服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民族服饰，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它丰富多彩的形体中得到完美体现。经过历史的沉积与演变，汉服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从而彰显其审美文化。汉服就像一个文化宝库，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民族的强烈个性。

  在研究汉服之前，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了解汉服，包括它的种类、质感、特征、纹样、色彩等。

  汉服最早的记载源于《汉书》：“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其中“汉”指的是汉朝，“汉衣服制度”是汉朝的一种服装礼仪制度，是以《周礼》《仪礼》《礼记》为基础的，由汉高祖的太常叔孙通据礼而定制。由于“汉服”的形式与周朝、汉朝有直接的关系，故汉人传统服饰也就相应被称作“汉服”，即汉族的传统服饰。它最初是其他民族对汉人传统服饰的称呼，进而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同时，汉服对其他民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服中很多独特的金属装饰、刺绣和针线方式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中同样得到了保存。韩服为中国民间服饰的发展增添了无穷魅力。一套完整的汉服通常由小衣（内衣）、中衣、大衣三层组成，分为领、襟、裾、袂、袪、袖、衿、衽、带、系10  个部分。交领右衽、系带无扣是汉服的基本特征。  汉服由锦、绢、绫、罗、帛、棉、麻、纱等材料构成。《周礼》就规定有典丝、染人从事印染。亦有“六象六色”之说，传统的布料染色必须遵从故制。

汉服中的纹章是极其丰富的，《周礼》记载“以纹为贵”，代表汉文化的信仰。不仅如此，千古的汉服纹章文化还有勉人向善、尊天、隆祖、明礼、尚义之涵义。黄帝的黻衣（黻即指两色相背的纹章）是最早的带有纹章的上衣。《诗经》云：“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交领即指衣服前的襟是左右相交的。一般的汉服是向右掩，即右衽。右衽是汉服最原始、最核心、最基本的特征。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在汉服中的重要性。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汉服发展得非常成熟，想了解汉服就应充分了解其分类，学习颜色搭配和花纹造型，以及裁剪方式和礼仪，学习了这些汉服的特征，从而提取其精华，在创新的前提下结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就能创造出受现代人欢迎的服装。

  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不能仅仅让民族服饰成为历史的见证，远离国际化的潮流，在现今的状态停止不前，否则民族服饰的生命就将走向消亡。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那么汉服趋向现代化、国际化也是在所难免的。在全球服饰日新月异的今天，不仅仅是传统的民族服饰要求发展，整个中国服装业都要谋求创新与发展。将传统汉服进行重新整理，以现代文明为切入点，对传统汉服进行深度挖掘，以便迎合时代的潮流。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必然带来文化成果的世界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意味着保护文化遗产，也同样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假使汉服的发展丧失了本民族的元素，就有悖于文化传承的宗旨。余秋雨曾说过：“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因此，在汉服的多样性文化发展上，我们应坚持“求异”。

服饰是发展变化的，中国的汉服只有与国际接轨，才能被全世界认知。但是，保持汉服精髓是核心，我们不能失去这一关键点，否则我们的民族服饰将会没有灵魂，而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时代赋予汉服新的文化内涵，而过于保守，只能使民族服饰的产业发展受到阻碍。伴着全球多元化，参与国际间的合作与竞争，才能发展汉服。  

目前，在现代工业化的历史大潮推动下，汉服的复兴之路，亦是中国民族服饰在国际上展示自己的一个过程。服装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它会随着历史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不会凝固于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民族服饰的文化，才能使之更准确地转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新环境。也就是说，只有主动与外界文化接触，提高汉服的文化地位，才能真正唤醒其潜在的文化潜能，使其符合“文化”的自然规律，而不会被动地“发展”。

我们应通过理性思考重塑汉服的文化价值，在中华民族的热情中提高自身的内在要求。在经过历史的沉积和雕琢后，一种与时代接轨的新型汉服一定会展现在世人面前，重塑中华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和民族自豪感。

中国自《后汉书》以后至《清史稿》，11部正史都列有“舆服志”，即有明确的服装规范，清代有专门的礼服规定，顺治九年（公元1652），饬礼部制定《服色肩舆永例》，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天下。其中顶珠与花翎是清代礼帽上的品级标志，对襟袍、外褂等也都有讲究。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后一部全国适用的《服制条例》1929年出台，此后便无明确“国服”之说。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设计了中山装。中山装是西化的新中装，却比西服更为简便，除了不用打领带，对其内穿着的服饰也要求不高，属一种功能性制服。这种服装还吸收了日本新式男装的特点，早期留日学生族便较多穿着。

1912年颁行的《民国服制条例》社会各界争议极大，最终选择了两套服装作为“国服”，一中一西。前者保留了长袍马褂，后者为传统西式礼服。即使在17年后颁行的另一版本《服制条例》中，也没有‘中山装’的说法，只有一套公务员所穿制服与其相似。

1929年，国民政府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同年公布的《服装条例》又选定旗袍为“国服”。

中山装在1949年至1950年间，才成为一种普遍叫法，“中山装”的英文名词若直译应为“毛氏西装”，这与毛泽东同志爱穿中山装有关。中山装虽然在建国后并未被明确定为国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中山装，大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也将其作为制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许多名人仍习惯于选择以中山装亮相。  

中山装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交往空前频繁，国服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显出来。2001年上海举行的国际峰会(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这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然而新唐装由于设计不够理想，虽然华丽，但显得不够庄重，有点俗气。在迅速流行之后很快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谓“唐装”是在近代以马褂为基础演化而来。历史更加悠久的汉服，也被不少年轻人为弘扬国学传统，自发形成了汉服群体，且已有大学将汉服作为学位授予服装。

2006年3月17日，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以“和谐·时尚·国服”为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为中国国服寻找答案。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国家正式确立国服。  

我们觉得：一、“国服”不应是一件单品，而应该是一个系列的服装。不仅能满足不同季节穿着，而且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选择穿着，在款式、色彩、图案、装饰等方面形成一套搭配。  二、“国服”定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少数人可为，需要全社会参与。三、中国应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国服库”，形成从内装到外装、从上装到下装、从冬装到夏装、从简装到正装的系列化“国服”。建库必须在广泛民意调研基础上实施，最初可能会形成数万个服饰单元，都可逐步入库。其后，通过广泛意见征集，对入库服饰单元进行优先性排序，经过好几轮比选，才可能确定一套众口可调的方案。四、“国服”必然具备众多的识别性元素，如10种。每种元素都应有所考证和出处，有一定规范性，但又无强制性。比如“国服”可分为普及版和高级版两种，高级版可能更正统，在10种设计要素中占有7种或以上；而普及版则一定是“从俗”的，10种要素满足3种以上即可。    

2006年，中国政协委员李延声提出建议，设计“中华服”作为国服的提案。2007年“两会”期间，“汉服”受到一些代表委员的热捧，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即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2009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身着深灰花呢国服走进人民大会堂，提出“中华国服经济文化产业”议案，严教授身着的“国服”价值大约为300-400元，它包含了很多中华文化元素，如上衣两袖宽翻，意为宽以待人，这也是中国传统服饰之袖。还有采用四角压线这种中国制衣之法。还借鉴了中山装、学生装和青年装，采用立翻领。改良版的中式服装简洁、精炼、大方，中间一排中式绣花使其更加礼服化，也更典雅，左上口袋放了一块口袋巾，是借鉴西方元素显示贵宾身份，在晚宴等隆重场合表明对对方的尊重。与传统中山装不同，中国国服把惯常的明门襟改为暗门襟，衬托本人大方、沉稳气质。以中山装为基础的改良中式服装场合适应性好，既“上得厅堂”，也能作为便服，只要在颜色上稍作变化即可，还可用新式面料体现时尚感，年轻人穿同样好看，老少皆宜，推广性好。中式服装比西装更有特点，在国际舞台展现更加鲜明的中国符号和中国色彩，中国人看到也会感觉十分亲切。

（参考《揭秘APEC服装：以宋锦为面料 命名为“新中装”》《APEC中式服装可私人定制 服装面料已申请专利》等。此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