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梓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梁中国 国际品牌联盟中国区首席品牌官
李复圣 北京山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70岁老人的从商体验和他的人生感悟。
在这位老人的内心世界当中,70年的风雨历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困苦。在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的精神财富又是什么?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曾宪梓先生!曾先生 您好!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对话》节目做客,来,请坐!
曾宪梓:大家好!
主持人:曾先生,很多人都把您称为领带大王,坦率地说在领带大王面前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领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您喜欢别人称您为领带大王吗?
曾宪梓:不喜欢。
主持人:为什么?
曾宪梓:我不是领带大王,金利来领带之王。
主持人:那您自己呢?
曾宪梓:自己只是做领带一个行家,创造金利来的一个企业家,其实我是个穷苦人。
主持人:我想今天的您已经赢得了很多人尊重的目光。但是在1968年,您刚刚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等待您的情景完全不是这样,您一定记得当时的情形。
曾宪梓:内心呢,我感觉对不起国家,因为一个山区的穷苦孩子,没有吃,没有穿 过的苦日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学校,那我就利用国家给我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跟大学,1961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1963年离开祖国,因为父亲的泰国遗产问题。
那离开以后,我踏进港英的那个桥头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了祖国吗?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个决心,回头望望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我就暗地里发誓。我这次出去以后,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主持人:在您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您的这个愿望可能很难实现,是不是经过了一段比较苦的日子?
曾宪梓:可以说是苦,但问题怎么去看,怎么去处理,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什么工作都能去做。因此我到了香港,第一个半年呢,我就给我亲戚带小孩,人家就笑我你一个大学生,怎么来到香港带小孩呢,但是人笑,我认为无所谓。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感到很愉快能够胜任,而且在带小孩过程之中呢,也去了解香港社会。
主持人:我们特别想知道,您在香港最初的那段日子,有人说很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苦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您身边有多少钱?您每天吃着什么样的食物。
曾宪梓:没有钱哪。我1968年,我1963年到香港去的,1968年回到香港,那就开创了我自己的事业,那我六千元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叔父给我的,您到香港的时候只有六千元钱,是我叔父给我的。
主持人:叔父给了您六千元钱,这六千元钱,可以花多久呢?在
曾宪梓:当时六千元钱,一天生活五十元,一个月就一千五百元。四个月吧,但是我把它当作本钱当作创造金利来领带厂的本钱,怎么会想到去做领带呢,创办一个金利来的领带厂,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跟泰国两地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叔父是做百货公司的,我哥哥是做领带的。
因此我在香港的时候,到很多领带厂,去买一些领带寄到泰国去,香港的领带厂都是家庭手工业,所以一看哪,你们看了也会做,一看就会的,没有什么多大的技术可言。
因此我进入领带行,为了是什么?解决投资问题。我有妈妈,我有老婆,我有三个孩子。我要一天要50元,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我在创业的时候,我不是介绍过了吗,我每天必须卖了5打领带,就是60条领带,我才能够养活我们一家,
主持人:卖60条领带对当时的您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还是说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就推销出去60条领带?
曾宪梓:不敢想,是一个天文数字 ,自己连话都不会讲,但是我有个任务,就是我卖不到60条,我就不回家。那么本来是批发,是应该一打一打这样卖的,但是为了我实现,每一天要卖出60条领带,所以我不论多少我也卖,一打的当批发,半打的也当批发,再卖不到 卖3条也好,再卖还没有完成任务,卖1条也好,要都按照批发价钱来卖,总之我要完成60条领带卖出去,我才回家。
主持人:但是当时你这60条完全是靠你自己,挨家挨户上门去推销,所有的人对你都很热情吗?
曾宪梓:不,我又不会讲。讲普通话也讲不好,当时讲广东话,我是客家人,也讲不好,老给那个商店的时候,给洋货部,给旅游局,旅游部门的商店都给他们赶,给他们赶出来,一进门就走,走。你快点儿走!像喊狗一样的。不知怎么想的,这个很伤自尊心啊。
有点气,但是不会伤自尊心,因为我由此讲个例子,一个故事,一个洋货部的老板,他专门做西服的,我就拿着领带跑进去,他就很大声地骂我吓我,那我就退出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骂我什么原因,首先检讨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呢?还是他有钱?他那个气焰比较嚣张呢?
我不管,我第二天下午,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什么也不带,到三点多去他那个洋货部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有个习惯下午茶,那我叫了咖啡,请老板喝咖啡,老板,我昨天的举动,我向他道歉,并且请他指教,因此我们,本来他骂我,我心里面有气,但是我不敢有气,我要做买卖,我要学做买卖,我要找饭吃。
我要向他们老板学一点东西,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就告诉我,为什么我昨天会骂你,会赶你。你也做生意嘛,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干什么呢,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
没有把他的生意做好,所以他骂我。因此以后呢,大家交换意见以后,就成了好朋友,以后他主动叫我,你把领带拿给我,我们需要卖领带。交了朋友,学会了一点点做生意,他还给我卖领带呢。
主持人:可能很多人做不到像您这样,当别人骂他呵斥他的时候,您反而觉得说我需要去接近他?
曾宪梓:知道他为什么骂我,知道他为什么呵斥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中来学到一些东西。
主持人:在香港的那段日子,你遇到这样的情形多吗?
曾宪梓:多啊,反正他骂我也好,我抱着个目的我要学,我要吃饭。所以一定要去,我一个做生物的人,怎么能够会做买卖呢,其实做买卖一点儿也不懂,所以必须在受苦中成长。
主持人:您现在还依然会经常想起,最初到香港的那段日子吗?
曾宪梓:想啊。
主持人:想到那段日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曾宪梓:苦中做乐吧。人生总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我体会到了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有自己的人品人格,我一个遵守的原则,就是勤俭诚信,实际上是八个字,勤劳、节俭、诚实、守信。
那勤劳呢,我可以创造物质、创造财富。节俭,我卖出去了。如果把那个钱都用掉了花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是节省,省吃俭用,可以积累我的资金。
那么在外面交往,生意交往之中呢,如果不诚实,你骗人,不诚实你交不上朋友。没有朋友,没有事业。守信,我当做是事业的生命,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可能往往你都能碰到商业利益,和自己内心的坚持之间的冲突。
主持人:在你做生意这么长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冲突?
曾宪梓:什么问题都有,都碰到。问题就是我坚持的原则。一、我的领带是好的,是超水准的,跟世界名牌是一样的。但是我价格是低30%的,因此我做买卖的时候,我定下规定,就是凡是买金利来的领带的,必须一不准拣货,你要多少我给你批给你多少。
第二、现金交易。你先给我钱我再给你货,但是有一点,就是为了保障顾客的,老板的利益,那就必须你一年之内,一年到头,就允许他们有4%的,卖不出去的旧货,返新的货给他。保证他们公司不受到损害,这是我们金利来到现在为止,30多年都是如此的。
主持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因为希望得到眼前的利益。而不得不做了,一些违反原则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让您出现过这种选择的考虑。香港社会什么事情都有,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曾宪梓:我讲个例子。有一年,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口头上要了我50打泰国式的领带。那我就用原来的价格卖给它,但是我去泰国的时候,由于泰国丝生产少,全世界都需要,一涨价涨了好高。如果我那些拿来的新货,要卖给他的话,按照原来的价格我要亏损好多。
但是这时候有些经理说,不交了,你反正没有合同,口头无所谓吧。
我说不行,口头说话也要算数,那时候我找到老板。我跟他说,我这50打是按照原来的价格给你,我是亏损的,但是今后的价格是按照新价格,我就把50打领带送给了他。
以后,不用我说他老板在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他跟商界朋友都说,金利来曾先生是最靠得住的,他完全可以不交你50打领带,但是呢,这个是金利来的信誉,跟曾先生的信誉是可靠的,所以这50打领带虽然亏了,但是在诚信方面赚了,建立了一个大家都知道金利来,曾先生的信誉,所以我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我。
主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吃亏就是福,应验了那句中国人经常说的老话。当时的吃亏也赢得了人们对您对金利来的尊重。
曾宪梓:这不是刻意的,是从心底里面产生的。
主持人:在金利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刻让你觉得是属于比较危险的,或者说是属于难以度过的时刻?
曾宪梓:我告诉大家个例子,1973年是整个香港股灾的时候,香港经济非常困难但是我的生意很好,但是由于我们很被动,要老板,要公司限货、订货、送货。他才能够进货,由于他进货的钱,公司是规定的,一年进领带多少。他已经进完了,不能再进了,你领带再好卖他也不进了,那我怎么办呢?
我跟那个老板商量,先讲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你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送来,我自己卖,大家分成,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困难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方法,你们说的是专柜,就是英文说Count(专柜),就是可以讲是金利来创造的。
通过这个方法,不但我们不用让那个老板控制我们,眼前靠自己,靠主动点自己,自己拿去卖不受他的限制,自己定价自己对顾客,自己派人去销售,这样做比卖给他,由他们自己卖呢,我们生意会高出五倍,当时来讲,是个很好的很成功的例子。 (cctv)